全国县区在社会管理维度得分最高（39.81），政社共治次之（36.66）。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丽君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我国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格局。
中国内地的县（市）区中，县域治理水平最好的是哪一个？2020年12月31日，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是深圳市光明区。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江苏南通市通州区和广东广州市南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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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浙大社会治理研究院发布了“2020中国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榜单。榜单是根据该学院创立的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模型计算排列的。
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的评估对象为内地27个省、自治区（不含4个直辖市）的2759个县（市）区。课题组研判分析了全国现有的38个县域指数榜单，从全国2759个县（市）区中筛选出1375个上榜单位，确定为初选样本。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丽君认为，通过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可以从治理主体、内容、方式、效果等多维度、多视角、多层次综合评价全国各县（市）区社会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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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专家陈丽君在报告发布会上作解读。
在陈丽君看来，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层工作的重心是社会治理。将乡镇界定为基层政府是惯例，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主张将县域界定为基层社会更为合适。
县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完整的微观单元，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集中体现，所谓“郡县治，天下安”。县级政府也是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主体，直面群众。
“将县域作为评价中国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的分析单位具有重要意义。” 陈丽君说，基于此，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以县域为单位，开发了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模型。
在指数模型中，社会治理被解读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政府与社会共治、社会自主治理。同时，在实现方式上，强调科技支撑对于识别民众需求、凝聚群众共识、评价治理绩效方面的作用。因此，指数模型包含了社会管理、政社共治、社会自治、科技支撑4个维度。
指数模型的4个维度设置了11项一级指标、26项二级指标和78项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公共安全、法治保障、社会参与、村（居）民自治、社会组织治理等。
根据这份报告，全国县区在社会管理维度得分最高（39.81），政社共治次之（36.66）。陈丽君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我国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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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中，占据县域治理水平前十名的县区分别是：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
共有14个省的县区入选了全国100强。其中，来自东部5省的占了83个，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在前100个县区中分别占27个、23个、18个和11个。另外福建省也有4个县区进入前100。
中部地区中，江西、湖南、湖北3省各占2个，安徽占3个。西部省份里，四川有4个，甘肃、青海各有1个。东北地区里辽宁和吉林各有1席。
“县域社会治理水平呈现‘东强西弱’的特点。”陈丽君说，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县域社会治理的两大高地，而且不同区域社会治理各具特点。
陈丽君介绍，浙江、江苏两省入选的县区得分较为平均，呈现了均衡发展态势，而珠三角集聚了前30强标杆县区中的近一半，在空间分布上呈放射状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县域社会治理具有地区间示范学习和竞争模仿的空间集聚效应”。
浙大社会治理研究院花了6个月来收集数据。但在评估过程中，很多县区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指数评估的精度。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介绍，县域社会治理指数模型涵盖了78个评估指标，但仅有37个指标可从公开渠道或依申请公开渠道获取。课题组向很多县（市）区发了依申请公开的函，但回复率较低。课题组发现，各级政府搭建的数据资源平台很少有呈现公共安全、社会自治、科技支撑等方面的数据。部分地区经济与民生相关的统计数据没有及时更新。“这从侧面反映了大多数地区县域社会治理的样貌。信息公开、数据共享，将是各地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向。”郁建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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